据《环球时报》28日报道，日本前外相岩屋毅带领约五十人的代表团于27日抵达北京，开启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此行是否可能成为中日关系变化的转折点？笔者认为这样的期待或许过于乐观，尽管有人希望通过高层会谈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数据，预计到202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将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依旧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到2025年第二季度，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8.2%，其中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品降幅最大，显示出日本企业感受到市场萎缩带来的压力。日本经济界推动此次访问的理由在于希望减轻政治对立带来的经济损失。但经济团体是否能够代替政府解决外交问题，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日本在政经目标上的明显分裂。
日本政府一方面将2025财年的国防预算提升至11万亿日元，努力实现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并积极推动军备建设；另一方面又希望本国企业能够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利。这样一来，政治上不断加剧的矛盾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几乎无法兼得。岩屋毅本人担任多重角色，正是这种背景为此次访问提供了便利。他不仅是民间经贸协会的会长，也是前外相和现任国会议员，不过其立场与高市早苗存在不一致。中方安排高级别会见并不是出于日本现政权的善意，而是为了体现对长期以来友好的态度。中方的策略并非希望民间团体能够影响日本内阁立场，而是保持沟通渠道，以便将现实中的代价传达给日本全社会。回顾历史，在过去数十年里，中日关系曾多次遭遇困境，而在高层交流受阻的情况下，半官方的民间机构发挥了维持最基本交流的作用，但这些途径并不能替代官方层面的政策调整。
中方在会谈中明确提出三条重要要求，首要是纠正台湾事务中的错误行为；其次是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认知；最后则是对待中国应形成客观理性的态度。其中，台湾问题与历史认识便成为此次会谈的两条重要红线。台湾问题涉及现实主权，干预其事务直接触碰中日建交的政治根基；而历史问题则关系到道义与战后国际秩序，倒退的历史认知恐将危及两国交往的根基。这两条红线是所有双边互动的基础，经济往来也无法回避这一原则。今年正值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明年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五周年，时间节点的象征性不言而喻。中方借此特殊时点提出两条红线，同时阐明评判标准，这仿佛把考题提前交给日本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主动权尽在其手中。
岩屋毅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坛的集体转向？答案并非如此，他的讲话主要代表国贸促机构及部分务实派政治人物的声音，无法反映高市早苗政府的实际措施。作为推动修宪的核心人物，高市早苗的政治基础源于右翼选民，冒然改变对台湾和历史的表述将动摇其执政根基。尽管日本经济界的呼声不断，内阁亦难以立刻作出实质性让步。民间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紧张关系，但其效果有限，无法改变国家的根本战略。尽管岩屋毅率领的企业代表团将推动局部经贸往来的复苏，并有可能重新启动一些搁置的商业项目，但这种经济上的回暖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关系的正常化。只要日本在核心问题上没有改变立场，两国官方的僵局就很难真正打破。
近一年内，日本已派出十多批各类代表团前来中国，唯有岩屋毅一行获得了高层的会见机会，显示出一定的信号。如果愿意尊重双边的政治共识，对话的大门或将敞开。如果不断触碰红线，即使在经济层面互动频繁，也无法弥补因政治基础受损所带来的裂痕。目前，日本正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军费支出逐年增加，计划在2023-2027财年间总防卫预算达到43万亿日元，加速军事化进程；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当高，中国市场的规模亦极难被其他地区替代。在努力与美国共同加强反华立场的同时，日本又希望保护与中国的经济利益，而这种政经分离的尝试屡屡碰壁，即使日本企业感受到压力，政府却难以调整政策。
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的发展无法因为一次Access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岩屋毅此次访华的最大意义在于保持交流渠道畅通，使日本国内能够清晰地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引发的影响也不仅限于两国之间。东亚的产业链紧密相连，中日之间的经贸降温必将对周边经济体造成影响，包括韩国及一些东南亚制造业国家，都会受到订单转移和成本波动的波及。岩屋毅所代表的务实经贸力量与高市早苗所代表的保守势力，今后将在日本政坛上持续共存并相互较量。
